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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点里杀年猪
作者：蔡克举
我经常会跟现在的年轻人说起，在记忆中，从我刚刚记事时起直到七十年代末，当我还处于少儿或青少年时代的时候，我很少能吃到猪肉，只能是逢年过节或是家里有重要客人了，爸妈才能买来一点，精心烹饪后端上餐桌，而且还要等客人吃完了，我才能上桌。其原因，一个是随便买买不到，那是要凭票供应的，数量有限；再一个就是经常吃也吃不起，那是属于高档食材。他们听了后多数都会觉得很诧异，觉得不可思议：真的吗？怎么可能啊？不就是猪肉吗，这么普通的东西，菜场、超市里，早市的肉摊上，摆得到处倒是，街里还有许多专门的肉店。你就看那些商家吧，他们见人就陪着笑脸，使劲地吆喝，拼命卖还愁卖不出去呢！再说了，谁平时会喜欢多吃这东西呢，有什么好的？油腻，还容易得“三高”，身体健康重要，身材、体态更重要！
可是，那个年代真的就是这样。
一九七五年，十九岁，连一天高中的书也没读过的我，和同学们一起，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乘着飞奔的大卡车，高举着鲜艳的红旗，唱着激昂的战歌，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郊区插队落户，当上了新农民，号称“知青”。从此掀开了我生命中“崭新”的一页，开始了以往从未体验过的农村生活。当时我下定了决心，要滚它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于是，每天每天，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出，风里来，雨里去，吃大苦，挨大累，最大的祈盼就是金色秋天的到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眼见着五谷丰登，喜迎丰年啦！可是做梦都没想到，我们就是这样全身心地奉献，玩命地干，等到年终结算，平均每人每天才只有两角钱的收入。我们这些知青，扣掉口粮钱，不但一分钱没挣到，反而还欠生产队钱。当然，国家是给我们知青一些补贴的，否则只好回家向爸妈要钱“还债”了。
可想而之，像我们这些穷得只有身上穿的几件破衣服的穷光蛋知青，哪里还能有钱买肉吃啊？再说了，那时，我们生产队里是不养猪的，老百姓家每户最多只允许养两头（多了也养不起），多养一头，那就是搞资本主义了，是要被“割尾巴”的。所以说，要指望生产队分给我们一点肉吃，那是不可能的。有的社员家养的猪过年时杀了，自己舍不得都吃掉，就会拿出一些卖给别人，挣点零用钱或留着看病用。我们因为没钱，也只能是干瞪眼，望肉兴叹了。
我们知青点——集体户，好歹也养了一头猪，但是这家伙长得太慢了，开春抓来的小猪崽子，我们大家排了值班表，轮流喂它，好不容易养到过年了，也就长到不足两百斤，瘦骨峋嶙，尖嘴猴腮的。现在想来，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我们不会养，那猪有时饿么是饿得要死，有时撑么是撑得要命，饥一顿饱一顿的；再一方面，关键的关键是，我们没给这头猪吃瘦肉精和生长素，因为当时这些宝贵的添加剂还没问世。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那天，我们开始动手杀猪了。
这是我们知青点第一次集体过小年（过大年当然的是要回城里的爸妈家过的），大家都很重视，心情也非常兴奋。不知是谁从生产队里借来了入冬时参加公社农田水利大会战的几面大红旗，插在了我们知青大院的篱笆墙上。在呼啸的西北风吹动下，这些旗帜哗啦哗啦的翻卷，声音甚是响亮，非常有气势，那上面金漆喷印的“天寒地冻不怕冷，热血能把冰雪融”、“学习大寨赶大寨，兴修水利情满怀”等标语口号，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金光，极其鼓舞人心。
在几个同学的鼓动下，我也顾不得颜面了，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找来一张我们平时用来写大字报的大黄纸，铺在院中央的桌子上，从自己棉衣肩膀上破得“开花”了的地方，薅出一綹棉花，搓成相对硬实的一个小棉团，蘸着钢笔水，飞也似地写上了一首我非常喜爱的郭沫若先生的诗：“漫天飞雪迓春回，岭上梅花映日开。一自高丘传号角，万紫千红进军来。”
刚写完，就有一个细心的女生发现不对劲儿，她指着那张大黄纸说：“这也不是写大字报用的黄纸啊，这不是给死人烧纸钱的黄纸吗？”我仔细一看，可不是咋的，这张大黄纸上，隐隐地印着一排排“大钱”，就像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清朝光绪年间的大铜钱那样的。那印痕是很浅的，不理会儿（不注意的意思）看不出来，但是大白天的在屋外，借着阳光，就看得很清楚了。原来，这是上个月我们开批判大会那咱，我们写大字报时剩下的纸，当时大黄纸不够用了，就临时到小卖店买了几张给死人烧纸用的“冥纸”代替，剩下了两张，留着下次再用。
这可咋办，有人说：“没关系的，不都是纸嘛，就这样贴上去得了，”我说：“这可不行，这是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不尊重，态度问题，搞不好就成了反革命了，要蹲笆篱子的。”又有人说：“那就算了，别写了。”我说：“不行，一定要写的，喜庆喜庆嘛！”因为我当时要写郭沫若诗的愿望是极其高涨的，非写不可。于是，我就嘿儿喽带喘地跑到队部去找，找了半天没找到，忽然看到马圈的北山墙上还残留着几张大字报，其中有一张被风吹的呼啦呼啦飘着，只剩下一角还粘在墙上，眼看着就快要掉下来了。
我一看，这张大黄纸是属于批判稿结尾部分的最后一页，只有顶部写了两行革命口号和写大字报人的名字落款、年月日等，下面绝大部分是空白。我高兴极了，伸手就把它扯下来，把上面有字的那部分撕掉，卷好，拎着跑回知青点，又再次从自己棉衣肩膀“开花”了地方薅了一绺子棉花，用手捏巴捏巴，蘸上钢笔水，重新把那首诗写在上面。写好了，就转身跑到厨房，用面粉倒上点开水，和了一小碗浆糊，跑出来，直接用手抓起浆糊就往大黄纸背面的上下左右和中间，抹巴抹巴，然后就蹬着梯子把它贴到屋子西边高耸的满族大烟囱上了。虽然看上去字写得东倒西歪跟蟑螂耙子似的，但是大家还都认得，只不过是都把“回”字读成“hui”了，实际应该读“hai”（平声）。不过无所谓，反正大家都知道是啥意思，我也藉此抒发了自己激动而又兴奋的心情，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又放了几大串鞭炮，崩得满院子都是青烟和火药味，又接连放了二十几个“二踢脚”和“麻雷子”（这些都是我们从知青点的农具费里套出来的一点钱买的），吓得那几个女同学抱头鼠窜，妈呀妈呀地直叫唤，可招笑了。
但是，非常值得一提，也实在是令我没想到的是，这满纸黑字的大黄纸太“扎眼”了，招来了满院子的屯里人来观看。本来么，大冬天的，我们这个知青大院里红旗招展鞭炮齐鸣的，就吸引了一些过路人驻足观看。他们啥时候见过这阵式呀，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有个别人还以为是哪一对知青刚刚下乡当农民的第一年就结婚举行婚礼了呢，现在又见到在胖墩墩、圆乎乎、正呼呼冒着黑烟的的满族大烟囱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就更觉得新鲜了，于是乎就吸引了更多路过的屯里人跑进我们院子里来看。他们都是非常“好信儿”的。
更招笑的是，有一个老太太，一边冻得直跺哒脚，一边说：“我还以为是我们屯里这些知青小孩又给哪个以前的生产队领导或者地主富农右派分子贴大字报了呢。”也有的说：“是呀，俺也以为这是给谁贴的大字报呢，俺还想，这批林批孔刚消停一阵儿，咋又闹腾起来了呢？”还有一个歪脖子老头说：“可不是咋的，俺家老娘们告诉俺，知青点杀年猪了，又是插旗、又是放鞭炮的，可热闹了；还在他们大烟囱上贴了一张大字报，不知道又是批判的谁，俺猜没准就是俺家最恨的屯东头老张家那个大地主，老鸡巴灯（老头儿）。俺还当真了，就跑过来看。哎，这大西北风，呛鼻子呛嘴的，真是的！”
开始动手杀猪了，最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时刻到了。
我们全知青点二十多个人一齐上阵，没一个闲着的。大家伙儿抓猪的抓猪，烧水的烧水，摆桌子的摆桌子，拿绳子的拿绳子，拿探条的拿探条，有的怕灶坑的烧柴不够用，赶紧去柴垛再多抱它几捆摆在厨房，有的怕水缸里的水不够用，赶紧又去井边挑来两大桶水备着。一个个的，可积极，可主动了，不用人支使。
这时，就见那个主动负责磨杀猪刀的男生，骑在一个麻麻赖赖的长条板凳上，面前摆着一块一尺多长的大号磨刀石，手里拿着一把刚借来的单刃杀猪刀，一边扑拉扑拉地往那刀上面抹着凉水，一边在磨刀石上歘歘歘的磨，磨一会儿，歇口气，再磨一会儿，再歇口气，好像是累得够呛。他还时不时煞有介事地用食指的手肚在那刀刃上横着刮几下，看看是不是已经磨锋利了；有时还故意在几个刚刚从鞭炮的惊吓中醒来的女生面前举着杀猪刀，呀呀呀地挥舞一通，又一次把她们吓得惊叫着跑掉了。
我不敢动刀杀猪，再说了，就算是我真的想要亲自动手杀猪，我也争不过其他那些男生呀。我当时感觉到他们都是想要在女生面前显摆自己勇敢，有能耐，是个汉子！因为我看见他们在吵吵巴伙地争抢那把杀猪刀时，越是有女生在旁边，他们就越是争得凶，看到女生忙别的去了，他们虽然还是在争，但明显就是争得不那么激烈了。但是过了一会儿，等到那几个女生又过来看热闹，他们马上就又争执得异常激烈起来，每争执几句，就左右转身或回头看一眼旁边的女生。
后来，看到他们还是争执不下，我就给他们提了个建议：抓阄或划拳定输赢，谁赢了，这把杀猪刀就属于谁的，我们就给他腰上系一根麻绳，就由他亲自操刀把猪杀死。起初他们都表示赞成，可是他们商量了一会儿，说，不行：抓阄么，没有纸和笔，划拳么，有的人根本就不会，有的人呢，虽然会，但是水平不高，不熟练，明摆着的要吃亏，他们不干。
没办法，我又提议，说：“‘杠大家’（类似于‘石头剪子布’）吧，反正这是咱们大伙儿从小就会的，不存在哪个人熟练哪个人不熟练的问题，这该是公平了吧？”他们都说“好！”于是他们几个在一顿麽拳擦掌之后，就开始了“杠大家”。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一个外号叫“大傻个子”的男生胜出。只见他嗖地一下就把杀猪刀抢在手里，立马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俨然一副领导的样子，命令我们去猪圈里抓猪，好让他开一把杀戒。
抓猪的事情我是比较喜欢干的，也为了借机展示一下我的勇猛，当然，我想要展示勇猛并不是为了给女同学看，主要是觉得作为一个小伙子，在这种场合下躲躲闪闪不靠前是不好的，让人瞧不起，最起码也要主动干一点力气活儿呀。于是我第一个拉开门，冲进猪圈。说来那猪平时对我还是比较亲近的，每次见到我的时候都是双脚扒在猪圈墙上看我，想要亲我的嘴唇。
但是今天它却跟往常大不一样，简直就像是换了个猪，见到我进来，马上就跑到靠南墙的棚子里，躲在最里面墙角里不出来了。那棚子比较低矮，我必须猫着腰，几乎是半蹲着，一步一步地挪动着才能进去。可是还没等我靠近它，它就张着大长嘴，呲着牙要咬我。我猜想它可能是觉得今天的气氛不对头，预感到要大难临头了吧。早就听人讲过，马啦，牛啦，羊啦，猪啊什么的，也是有心灵感应的，当人们忙忙叨叨的打算要杀它们的时候，它们立马就知道是咋回事了，听说在这个时候它们还要伤心地掉眼泪呢！可是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我眼前的这头猪，它两只大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冒着凶光，不禁连一滴眼泪都没掉，反而还针扎火燎的叫唤着要咬人呢。
但即使这样，不知怎地，一想到平时天天见面的它马上就要呜呼哎哉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忽然起了恻隐之心，觉得它挺可怜的。于是就假托这几天干修水利的活儿累的腰疼，腿酸，蹲不下去，急忙退了出来。
说来，这抓猪的活儿本来就不是一个人干的，我身后还有三个男生早就跃跃欲试等着要扑上去抓猪了。见我退出来了，他们就一起半蹲半爬地进了棚子。只见其中的两个男生每人扯住猪的一只后腿，另一个男生抓住猪的尾巴，一声“川江号子”响起，就卯足了劲儿一起往外拖。可是他们却实在是低估了这猪的力量和反抗精神：可能是眼看着就要命丧黄泉了，无论如何也要拼死一搏吧，就见那猪也不知是哪儿来的力量，张起两只前爪拼命地刨地，还把肚皮紧紧地贴在地面上以增加阻力，不让人拖动它。
恰巧地上还有一些那猪平时拉的大粪，冻得杠杠硬，更是硌在它的两个前腿的腋下和肚脐眼那里，成了有力的天然障碍物，所以，无论那三个男生怎样拖，那猪都是定如泰山，纹丝不动。没多大一功夫，这三个男生就累得胳膊和腿都酥软了，瘫坐在地上，满头是汗，呼哧呼哧大口喘着粗气，猛烈的西北风吹进来，呛得他们不停的咳嗽。实在没招了，他们三人只好松开手，带着满屁股的猪尿，湿了裤裆，爬着出来了：不但没能在女生面前显示出勇猛和男子汉气概，反而还受到了她们的哄笑。对于这些女生来说，她们是第一次见到这西洋景。
在整个观看过程中，她们一个劲儿地蹦高高，使劲儿地拍手，大声喊：“好玩，好玩，太逗乐了，真开心！”兴奋的不得了，都巴不得这情景剧能再多上演一会儿，好给她们再多增加半个小时或十几分钟的快乐，哪怕是能够再增加三两分钟的快乐也是好的。而院里院外那些看热闹的屯里人，虽然都是土生土长，在这农村生活一辈子了，还倒真的是没见到过这等场面，尽管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冻得他们脚趾头生疼，脸上也被风打得火辣辣的，可他们还是不愿意离开，始终是在开心地观看：他们有的不停的喊“使劲，加油，使劲，加油！”有的则大声叫着“笨蛋，笨蛋，大笨蛋！”总之，好像所有围观的人，都是感觉到乐在其中了。
篱笆墙上插着的红旗还在猎猎飘扬，在强劲的西北风中一直不倒，我亲自手书郭沫若诗词的那张大黄纸仍然牢牢地黏贴在满族大烟囱上，在太阳的照耀下始终闪着耀眼的光。
过小年杀年猪的行动还得要继续进行，不能半途而废。这次是我们知青点的点长亲自督阵，又换上了五个身体更加强壮，刚才却没能抢到机会施展力量的男生。这次，他们根据那猪头冲里，屁股冲外，趴在地上的状态，经过一阵商量后改变了先前的对策。
他们先是由两个人每人手持一把二齿钩子，爬进猪圈的棚子，做好战斗准备，然后就只等一声令下便分别钩住那猪的两条前腿的根部（腋下）往后拖；接着，另两个人轻轻爬到猪屁股那里不动，只等动手的命令下达后就每人迅速抓住猪的两条后腿往后拽，然后他们又由一个人拿着一根带套子的大粗绳子，慢慢爬到猪的屁股后，把套子轻轻地套在猪头的脖子上，再悄悄爬出棚子，这时绳子的另一头已经被掌握在几个自愿帮忙的屯里人手里。
等一切都准备就绪，就听点长一声“抓”！棚子里的四个人迅速行动，豁出全身力气把这猪往外拖和拽，猪圈外面的屯里人也豁出命似的抓着绳子往外拉。俗话说，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同样道理，好猪也是架不住一群人啊。尽管这猪撕心裂肺地嚎叫，使出一百分的力气拼命挣扎，连猪屎都拉出来了，但最后还是被弄出了棚子，被死死地按压在地上不能动弹，迅即被小王用事先准备好的细麻绳绑住四只脚，然后就在人群的一片欢呼声中被抬上了院子中央的一个木方桌上。眼见得这猪是侧身躺在那里，随即就有两人将一根直径大约两寸多粗的大木杠横在这猪身上，死死地压住它不让它动弹，等着大傻个子动刀杀它。
说来，我们知青点这次杀年猪，仪式感还是蛮强的：就见屯里的一个志愿者，手拎一个粗粗的大木棒子，先是在猪头的面前把大木棒子直直地立在地上几秒钟，然后哐哐哐往地上顿了几下，接着缓缓地把大木棒子举过头顶，仰天深吸了一大口气，憋足了劲儿，照着那猪脑袋，抽冷子就是狠狠地一下子，正好砸在那猪的耳根子部位。
我在旁边看着，惊得目瞪口呆，以为这就可以了，没想到他这人好像是觉得不过瘾或者是觉得还不够劲儿，又照着那猪脑袋接二连三地砸了好几下，有的是砸在眼眶子上，有的是砸在鼻梁子上，还有的是砸在脑门子上。但那猪很顽强，虽然耳朵和鼻孔往外直冒血，但好像也就是仅仅晕了几秒钟，然后就又拼命地挣扎起来。而就在这段时间内，本来作为主杀猪手的大傻个子，应该做到手疾眼快，趁着那猪被大木棒子砸晕的几秒钟的瞬间，瞅准猪的喉咙迅即下手，直插要害，让那猪一刀毙命。
但情况恰恰相反，大傻个子可能是被那个志愿者大木棒子的那股狠劲儿吓呆了，就在那猪晕了的那几秒钟里，他自己也晕了，所以就错失良机。等那猪缓过神来又拼命挣扎，浑身甩动，脖子、脑袋不停地乱晃时，大傻个子已不知所措，无从下手了。
面对着六神无主，呆若木鸡的大傻个子，围观的人群中发出一阵呜呜呜的口哨声和责怪声；此时，先前还在和大傻个子“杠大家”争当主杀猪手的那几个男生全都没了声音，躲到人群中间或后面不敢露头，而那两个用大木杠压着猪的男生却在不停地喊：“快杀呀，咋的了你呀大傻个子，快杀呀，我实在是压不住了，没劲儿了！”
就在这时，就见我们知青点里从不喜欢多说话的小胖墩从人群中冲出来，一把抢过大傻个子手里的杀猪刀，一个华丽转身，照着那猪的脖子部位就连刺两刀。只可惜这两刀都没刺中要害：一刀刺在猪的下巴颌左侧，另一刀刺在猪的耳朵上。那猪连着被刺了两刀，疼痛难忍，体内又生腾出一股力量，猛然发力，“跨差”一声压塌了桌子，滚到地上。“补刀啊，补刀啊，再补一刀，”在一片叫喊声中，小胖墩又手忙脚慌，胡乱地照着那猪就又是一刀，刚好扎在脖子咽喉附近，剧烈的疼痛使那猪猛然向前一窜，小胖墩手里的杀猪刀随即脱手了，没能拔出来，仍然插在猪的脖子里。此时那两个压木杠的男生早已是筋疲力尽，不约而同的松了手，一屁股倒在地上。
但令人奇怪的是，刚才还一直拼命挣扎着的猪突然消停下来，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是张开獠牙大嘴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好像也想要休息一会儿似的。大家都呆了，刚要凑前看看是怎么回事，没想到这猪突然大叫一声，猛地浑身一发力，就听嘎嘣嘎嘣，四只脚上绑着的绳子同时断开。我们更呆了，全然不知所措。此时就见这猪眨眼间就爬起来，带着脖子上的那把杀猪刀，跳跃着撞进人群，冲到院外，接下来就四蹄生风，吼叫着往屯子深处狂奔而去。
“追呀，追呀，快追，抓住它，抓住它呀！”不用多想，不需人命令和指挥，我们几个男生喊着叫着，当仁不让地拥挤着跑出大院，撒开脚丫子去追那猪。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不管我们追不追它，这猪已经是必死无疑的了。明摆着的，它头上挨了三刀：下巴颌上一刀，耳朵上一刀，脖子咽喉附近一刀，这种情况下，就算是弄来个救护车，给它插上氧气，挂上吊瓶，医院抢救，它也活不了命了。
只不过是因为那把杀猪刀当时还深深地插在它的脖子上没拔下来，使它身体里的血液未能顺畅地流出来，它才没能立即死掉。当然，或许当时在这猪的头脑里，也是有着一个“一定要活下去，绝不能死”的信念支撑着，使得它不但一直没有倒下，反而还倒是越跑越快了，好像在它的身上有着无穷的力量似的。由此说来，精神的力量实在是太伟大了。当然，尽管我们确信这猪很快就会死掉的，但是我们仍然还是要拼全力追它的，而且还要想办法尽快把它抓住，总不能放任它到处乱窜，自然死亡吧。
再说了，万一它跑到屯东头的大草甸子上，死在哪个大雪坑里或大雪堆里，找也找不到，那么我们眼看着就要到口的猪肉没了不说，这一年也就累死累活地白为它忙乎了。
我们这屯子很大，有好几百户人家，稀稀拉拉零零落落的干打垒土屋，从东向西延伸有三里地长，前后两条大街（读‘该’gai,系前后两趟屋子之间的比较宽的土路）原来满是积雪，时间长了，被人和牲畜踏过或车辆碾压之后变成硬硬实实的冰——有的路段光光滑滑，人走在上面会不停地打趔趄甚至摔跟头；有的路段坑坑包包，还伴着深深地车辙，坑如水碗，包如大列巴（俄罗斯特大面包），车辙的边沿锋利如刀。
可想而之，一头正在进行垂死挣扎的猪，跑在这上面，其动作和形象该会是向人们展示出一种什么样的“风姿”，而在后面拼命追赶这头猪的我们，为了吃它，为了不让这盼了年八辈子了眼看就要开吃了的猪肉丢掉，该会是表现出怎样的奋不顾身的气概和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
就这样，那猪在前面逃，我们在后面追。逃呀逃，追呀追，只见那猪在这贼光溜滑的冰路上根本就使不上劲儿，一会儿双腿跪在地上了，一会儿又人仰马翻，四仰八叉躺在地上了；有时又两只后腿一蹬，像人一样直立起来，狠劲儿地左右甩头，可能是插在它脖子上的那把杀猪刀实在是太别扭了，让它感到很不舒服。
但是无论它怎样发力，也甩不掉那刀。就在这时，迎面过来一辆溜“儿马”的两轮马车（所谓“儿马”，就是留作配种用的公马，也叫做“种马”，通常脾气极其暴躁，又是很容易受到惊吓）。眼看着这“儿马”很悠闲地踏着四方步，正在一颠儿一颠儿地从旁边的一个岔道口走过来，没成想（没料到）刚一上大路就见到一只大猪立在路的中央，脖子上还插着一把刀，满脑袋和肚皮都是血，当时就受惊了，也像那猪一样，两条后腿一蹬，带着车子直立起来，仰天长啸一声，然后就落下身子，刚想要狂奔，没想到瞬间就由于冰滑而马失前蹄，连马带车带着赶车的车老板子，一起滚落到路边的沟里。
这猪见此情景，马上就更是惊上加惊，吓上加吓，五步一个趔趄，十步一个转圈，连张跟头带折把式地，一个急转弯就跑进一户人家的院子，慌乱中接连踩了两只鸭子和一只大鹅。刚好这时我们也连滚带爬地追过来了。这猪在院子里团团乱串，无处可逃，眼看着就要被我们抓了，可是就在这时，这户人家的老娘们正好端着一盆稀了逛汤的鸭食推门出来，要喂她家的鸭和鹅，这猪马上就一头将这老娘们撞倒，从她的裤裆底下钻过去，披着满脑袋的鸭食鹅食，冲进屋里。见我们也追进来了，这猪就一个“激灵”（突然间）跳到炕上，踢翻炕上正烧着的火盆，又撞碎牛皮纸糊的窗户，跳进院子，再次冲向大街（gai）。
可是这次它就不那么“幸运”了，刚巧这户人家的四条大黄狗，刚从外面打完野食溜达回来，见到这头一瘸一拐，浑身带血的猪，不知是跑到他们家干啥来了，气得够呛，立马就狂吠着扑上去，死死地咬着它不放：有的咬着耳朵不放，拼命往下扯，有的咬着肚子不放，拼命往下撕，有的咬着大腿不放，非得要掏出一口肉来；还有一条狗，本来是要照着那猪的脖子一口咬下去的，可是由于那猪一直在不停地挣扎，就不巧一下子咬到那杀猪刀的刀把上了，恰巧那猪又啪叉一下倒地，就把那杀猪刀的刀把子捅到那狗的嗓子眼儿上。
那狗惨叫一声，就用牙狠狠地咬着那刀把，活拉的把那杀猪刀给拔出来了。眼见着那猪的脖子下面咕嘟咕嘟地往外喷血，喷了大概能有一大碗，就再也不动弹了。此情此景，把跟在后面跑过来围观的所有人都吓呆了。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户人家的老娘们不干了，刚从地上爬起来就吵吵巴火地嚷嚷起来了，嘴里还不干不净，骂骂唧唧的。她一边用双手不停地胡噜着前大襟和裤腿子上的鸭食，一边冲着我喊：“这他妈的算是咋回事呀，啊？你们快看看那，啊？你们知青点的这个王八犊子该死的猪把我家鸭子和大鹅都给踩死了，这怎么算那？”
我一看，确实，那只大鹅，脑袋已经被踩扁，跟血葫芦似的，肚子也是一鼓一瘪的，还有点残存的气体正顺着气管往外冒，死了；一只鸭子，脑袋早就不知哪里去了，只剩下个胖嘟嘟的身子，血迹斑斑，正在那儿颤颤抖抖，不停地抽搐；还有一只鸭子，两腿朝天地躺在雪堆里，脖子歪向一边，旁边还吐了一小摊胃里的食物，正在有上汽没下气地喘着，虽然没死，但肯定也是活不成了。
于是我赶紧向这个老娘们赔不是，并保证我们知青点肯定会照实赔偿她损失的。就在这时，就见她家小儿子哭哭咧咧地从屋里跑出来，拉着他妈妈的手一个劲儿的喊头疼，屁股疼，小鸡鸡疼，他妈妈赶紧问他是咋回事，他说他刚才自己正坐在炕上的火盆旁边玩嘎拉哈，就看见从屋地上跑到炕上一个大肥猪，一脚就把他从炕上大头朝下踹到地下了，刚好那猪是一只脚踹在他胸脯上，另一只脚踹在他小鸡鸡上了，疼啊，小鸡鸡可疼啦！
那老娘们一听，赶紧就把他儿子往旁边一扒拉。可能是因为着急，使的劲儿太大了，就见他小儿子扑腾一下子就一个腚墩儿坐在地上，哇哇哇哭得更厉害了。说实在的，当时那老娘们也顾不上什么儿子不儿子的了，三步并作两步地就往屋里跑，而后就听见她在屋里狼嚎一样地喊：“不好啦，不好啦，着火啦，快来人那，救火呀！”
我们一听，这还得了，就蜂拥着挤进屋里。一看，只见那个火盆倒扣在炕上，里面的炭火已经燃着了用秫秸编织的炕席，正在忽燎忽燎地向火盆的四周扩展，蔓延。我赶紧跑到她家厨房去拎水救火。说来也巧，她家水缸里没有水，我急得直转么么，忽然看见墙角有一个大酸菜缸，跑过去往里一看，酸菜已经被吃得没几棵了，但臭哄哄带着白沫子的酸菜水还不少，我又找了找，这厨房里没有水桶，只有一个骚的哄的尿桶在酸菜缸附近放着，里面有半下子尿，上面还飘着两截股粪便，像要被泡碎了的香蕉似的。
这个时候我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还是救火要紧，于是赶紧就拎起尿桶就把它倒扣进酸菜缸里，拎上来满满一下子酸菜水，冲进屋里，猛地一下子泼在炕上，就听兹啦兹啦地几声，那火就灭了，只是有的地方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火星子，仍旧在冒着一丝丝青烟。我不顾满屋子的酸骚臭味儿，又跳到炕上，用穿在脚上的大头鞋胡胡乱乱地踩半天，又跺了几下脚，总算是把这刚刚燃起的火给彻底扑灭了。
这时我才发现，好悬那：好在这着火的地方是在炕头上，如果要是在炕梢那儿就不好办了，因为那里杂七杂八地放着一堆棉被棉褥和破得不像样子的棉衣棉裤。那里一旦要是着起火来，借着从窗户上的大窟窿吹进来的八级大风，肯定就会熊熊火焰烧红了半边天了。
当这户人家的老娘们又突然发现她家的窗户也被我们知青点的猪给“祸害”了时，马上就又是一跳三尺高地喊叫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这窗户也被你们的猪给‘造祸’成这样了，你们也必须包赔损失。”我说大嫂你放心好了，我们知青点肯定会包赔你家一切损失的，不就是几只鸭、鹅、一张炕席和一扇窗户吗！
就在这时，她家老爷们回来了，见到他家老娘们正站在炕上破马张飞地骂人，就问是怎么回事。我把情况说了，他上去一把，就把他家老娘们扯下地，骂她：“你他妈逼的臭老娘们瞎骂啥呀？这事是猪干的又不是人干的，跟知青点的小青年有啥大关系呀？别说知青点会包赔咱们损失的，就算是不包赔损失又能咋的，多大点事呀！”
这时，我们知青点的点长也赶来了，赶紧吩咐人帮着这户人家“料理后事”；又叫了几个人帮忙把翻进路沟里的大儿马和车子弄上来，对车老板子说了一些好听的话安慰他，向他赔不是。我则急里忙慌地跑到队部，赶来一辆马车，大家一起把这死猪连拖带拽地抬上车。
这时才发现，这猪不知啥时候成了“无耳无鼻无嘴无尾”的“四无猪”了，还有一只眼珠子在地上被人踩瘪了。听旁边看热闹的人说，猪的这些地方，是被那四条大黄狗给掏了（吃了）。有一只大黄狗还用爪子抠出那猪的一只眼珠子，吞到嘴里，咬了几下，溜滑的，直骨碌，咬不住，也可能觉得不是味儿，就吐到地上了。
所有的闹剧都过去了。
我们昨天提早就发出邀请，让他们中午来喝酒吃杀猪菜的队长和两个教我们干庄稼活的师傅都来了。本来他们以为此时应该上桌吃菜喝酒了，可是做梦都没想到我们竟会把年猪杀成这个样子。队长说：“这都啥时候了，连开膛破肚都还没进行呢！”
他知道我们这些学生干这个活啥也不是，于是就和那两个师傅一起，撸胳膊挽袖子的亲自动手了：就见他们先是在那猪的四条腿上脚脖子那个地方各割一个小口，然后用那一米多长的探条（直径约五毫米的铁条）插进皮层，在皮肉之间使劲儿地往各个不同的方向乱捅，使皮和肉脱离，等觉得差不多了，就又叫了一个人，由四个人每人捧着一条猪腿，从那口子往里吹气，一个个的直吹得两个腮帮子像要爆炸了的气球似的，一直到把那猪吹得滚瓜溜圆，皮肤绷的紧紧的，跟个大熊瞎子一样，才算完事。
然后他们又用手死死地捏住吹气的口子，旁边早就做好准备了的四个人，各拿一根麻绳，麻利地把四个口子扎紧，不让它往外漏气。这时我和几个男生就赶忙抬来一大洗衣盆滚开水，拿着水舀子往那猪身上浇，两个师傅每人手里拿一个磨得非常锋利的铁刮板，歘歘欻不停地往下刮毛，一会儿就把那刚才还浑身是血，连泥带土，枪毛枪赤，埋了古汰的猪身刮得干干净净，一毛不剩，看上去漂白漂白的，如同一个长形大气球，很是滑稽可笑。就听队长大喊一声：“好喽！可以开膛破肚，收拾下水，灌血肠，煮肉喝酒喽！”
这时，一直站在旁边，两手直痒痒，始终在为先前好不容易争取到过一把杀猪瘾的机会却又由于自身原因失之交臂而懊恼不已的大傻个子，一把捡起扔在地上的杀猪刀，冲着队长说：“让我来豁它的肚皮摘它的下水，好吧？”队长略微迟疑了一下，说：“好吧，本来嘛我寻思着由我来亲自给你们弄，既然你喜欢干这事，那就你来吧。”
说来，给猪开膛破肚这活儿，也是多少要讲究一点技巧的，最起码也要动作轻缓一点，来不得办点匆忙和鲁莽。可是我们这个亲爱的大傻个子同学，生性急躁，干什么都是大了呼哧的。只见他一反常规，用两只大手握着刀把，刀尖朝下，猛地一下向头顶高高举起，队长见状刚要喊停下来，可是来不及了：大傻个子拼出全身的力气，瞬间就把杀猪刀扎进猪的心窝，只露出个刀把，然后他又铆足了劲儿，两脚蹬地，屁股后挫，猛地向后一豁，就听彭的一声响，猪肚子里已经撑满、憋足了的高压气体，猛然爆出，血水喷了他一脸，满大襟都是，还差一点因为用力过大形成的惯性使他闪身摔倒。
此情此景，煞是夺人眼球！几乎在场的所有人，包括队长在内，先是一愣，傻了，但立时就喘过气来，一个个捧腹大笑，笑得前仰后合，胸腔子都疼。当然，笑归笑，收拾猪下水这活儿还得继续。队长叫傻大个接着操作，大家伙也都饶有兴趣地凑前观看。
不过这不看不打紧，这一看那，跟刚才一样，大家伙儿禁不住再次先是一惊，然后就马上缓过神来，又是一顿哈哈大笑：有的人笑得直淌眼泪，鼻涕和哈喇子也都流出来了，呛到嘴里，咔咔直咳嗽。原来，这大傻个子，虎了巴唧的，下刀太狠太深，把猪的胃都给豁开，肠子也给割断了，吹蓬（膀胱）上也划破了一个大长条口子，猪屎、猪尿流的那猪满肚子都是：黑乎乎，粘唧唧，把下水都淹没了不说，还臭气熏天。那味儿，大风天的直往人嗓子眼儿里灌，谁受得了啊！大家都捂着鼻子跑开了，远远地站着观看。大傻个子又一次地呆呆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我平时对大傻个子没啥不好的印象，觉得这个人还是挺实在的，没什么坏心眼，就是稍微有点“虎”，太“楞”了一些。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不想看他笑话，再说，我还馋着要早点吃肉呢。于是就赶紧跑过去，帮他一起收拾猪下水。
这次我主动充当主力。我先是把手伸进猪肚子，往外掏猪粪，叫大傻个子拉过来一个洗衣盆，在这桌子下面接着。虽然猪粪臭得我不敢大口喘气，眼睛也有点熏得睁不开，但是我感觉这猪的肚子里非常温暖，屎和尿也都挺热乎，手和胳膊都感觉挺舒服的，所以做起这个“猪肚子里掏大粪”的活儿来，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别扭的。
没多大一会儿，我就基本把猪肚子里的脏东西，连屎带尿的都掏出来了。然后，大傻个子就用杀猪刀，把猪肚子和胸腔子里的猪下水，什么心啦、肝啦、肺子啦，什么肠子、肚子、吹彭啦，等等，一股脑割下来，扔到另一个洗衣盆里。接下来的活儿，诸如清洗粘在猪下水上的粪便啦，什么翻肠子、灌血肠啦，什么切肉、煮肉、炒菜啦，基本就是那几个女生的事了，我们男生一概不管了。
这时我才真正注意到，我和大傻个子都已经成了“粪人”了：鞋面子上、裤腿子上、胸大襟上，两只胳膊和两只手上，都是一层粪便，浑身臭不可闻。于是我俩赶紧跑回我们男生屋里去“自我清理”：棉衣、棉裤和上下两件外套都不能穿了，就脱下来暂时扔到墙角；衬裤的小腿以下部分和衬衣的两个袖子也都是屎啊尿呀的，只好也脱下来，扔到棉衣棉裤上去了；两只棉鞋的鞋窠里也灌满了粪便，干脆就连袜子一起脱下来，往墙角刚才扔的那堆埋汰东西上一撇，鞋窠里那些粪便，连干货带稀汤子的，都甩到墙上了，湿乎乎一片。
这一整天我们净是忙乎着杀猪的事了，屋子里也没烧炕（屋子里没炉子，全靠烧炕来取暖），几乎是零下二十来度的室内气温，比室外三十多度的气温好不了多少，冻得我俩上牙直打下牙，咔咔咔的就像是打歪靶子机关枪似的，浑身上下也是冻得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像我们平时在碾坊里干活筛谷糠一样，颤抖不止。我和大傻个子二人光着身子，强挺着，每人拿一个水舀子从水缸里蒯水，他往我身上浇。我往他身上浇，一边浇，一边自己用双手往下胡噜脏东西。可是还没等彻底洗干净，我俩就已经冻得实在受不了，基本站不住了，感觉上两腿直打飚，就差没跪在地上了。
于是不洗了，赶紧擦擦身子吧。可是一看，屋里墙上挂着的毛巾全没了，可能是今天杀年猪，被别人拿去当抹布了。那就只能是不擦了，赶紧穿棉衣、棉裤吧，可是这时才反应过味儿来：我俩每个人都是只有一套棉衣棉裤的，现在已经是沾满了粪便并且湿透，被扔到墙角里，不可能再捡回来穿了。那么怎么办呢？啥办法也没有。
我俩只好浑身带着水，各自从自己的木头箱子里翻出一套衬衣、衬裤，我又翻出一套咔叽布的中山装，穿在身上；大傻个子没中山装，就翻出了一件带“算木嘎嗒”扣子（单线纽扣结）的柳肩膀老头服穿巴上了。我俩跳到炕上，每人用一个冰冷的大棉被把自己包起来，然后我就推开窗户喊人。几个男生跑进来，一看我和大傻个子这副模样，惊奇地问咋的了？当知道了我俩的情况后，他们让我俩等着，再坚持一会儿，他们去找人想办法。过了一会儿，有两个女同学跑过来，说：“你看看这事咋整地，快，赶快到我们屋里，先到我们屋炕上躺一会儿，暖和暖和再说”。
这时的我和大傻个子，已经顾不得什么男女有别不男女有别的了，立马各自带上大狗皮毛子，捂着大棉被，跑到女生屋里。当时他们都说我俩那样子就像是东北刚解放那咱被解放军剿匪小分队俘虏的胡子（土匪）。我俩也顾不得这些话好听赖听的，跳上炕就趴在炕头烙身子，恨不得瞬间就把自己烙糊巴了才好，才解嘎赤，过瘾！
说来，为什么这女生屋里这么暖和呢？因为这女生住的房子是两大间，一间是她们住的屋子，另一间是我们知青点的厨房兼餐厅。厨房里每天要烧三顿饭，大灶里烧的火，都是从她们屋里大炕内的烟道跑到屋外的满族大烟囱里的，所以她们屋里的冬天永远是暖和的，而我们男生的屋里，冬天只能是靠临睡觉前往炕洞里塞些圪挠（碎柴草），烧一会儿，取点暖。当然了，夏天的时候，我们男生的屋里是非常凉爽的，因为从来不烧火，而她们女生的屋里则正好相反，热得要死。
这话再说回来，我和大傻个子也不能一直在人家女生的炕上躺着不出去呀？就算是我俩晚上回到我们自己的屋子，可以裹着棉被睡觉，那么明天白天怎么办？我们总不能零下三十多度的天气，穿着单衣单裤出外劳动吧？这时就听小王说：“没关系的，活人还能被尿憋死？这事交给我了，我去几个熟悉的社员家，看看能不能借两套棉衣棉裤来。”
我和大傻个子都说：“行，谢谢你了，能借就先借两套棉衣棉裤穿，过几天再还他们。”但我马上就心里一转念，又补充说：“人家的棉衣棉裤被我们给穿过了，再还给人家可能不好吧？不知道人家嫌恶不嫌恶。再说了，像我这浑身都是粪汤子的，也没洗净，现在身上还有一股大粪味儿呢，穿过人家的衣服再送回去，实在不是那么回事。
要么，小王，你能不能跟人家商量一下，这借来的棉衣、棉裤我就不还他们了，等过几天我给我妈写封信，朝她要点钱和布票、棉花票，给人家买新的棉花和面料，麻烦他们自己做吧。”小王说：“哎呀，你怎么这个样子呢，文绉绉的，哪来那么多说道啊。再说了，他们的棉衣棉裤肯定也都是旧的或破的。你应该知道，他们基本都是年八辈子也不洗一次澡的。
只要你不嫌恶他们，就是不错的啦。”大傻个子在旁边接话说：“能不能借到还没一定呢，有几个人会有两套棉衣、棉裤的。”小王说：“这么的吧，我尽量去借，借不来也不要紧，你和大傻个子跟队长请两天假，明天弄点柈子把炕烧热，你俩自己把棉衣棉裤弄弄干净，放到炕头烙两天就干了。”
过了大约能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小王嘿儿喽带喘地抱着两套棉衣棉裤回来了，大冷天的还弄得满脑袋是汗。就见他自己觉得好像是多大功劳似的，把这棉衣棉裤往炕上一放，说：“哎呀，这棉东西，老难找了，谁家有多余的呀！我这是费了老大劲儿了才借来的！”
我和大傻个子立马像是见到了救命稻草似的，急忙把这一抱卷巴在一起的衣服扒拉开，一看，有一套是黑色的，好像是新做的，嘎嘎新，只不过是那裤腰上还扎着一条红腰带，不知道是啥意思；另一套是浅蓝色的，左右肩上还纵向各有两个大约两公分宽，十公分长的白色杠杠，骑在肩线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日本鬼子猪头小队长的肩章呢！
两条裤腿的外侧缝线的地方，从上到下也是各有两条白色杠杠。但是这套棉衣棉裤明显是旧的，有的地方已经开线，有的地方还有磨破了的口子，棉花都露出来了，这还不说，整个布面看上去还油了咕唧的，都有亮“嘎巴”了，实在太脏。
所以，出于动物的本能，我和大傻个子都不约而同地去抢那套黑色的新棉衣棉裤。我手快，抢先把它抢到手；大傻个子没办法了，只好拿那套旧的了。可是，在我们穿的时候，极其滑稽可笑的事情出现了，而且，这种滑稽可笑，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都不会有的。
先说我吧。我兴匆匆地把大棉裤穿上了，感觉是，穿的时候呢，非常顺畅：脚刚一伸进裤子，就兹溜地一下子提上裤腰了，穿进去之后呢，感觉又是贼拉地的宽松，可比我那小细腿小细腰的棉裤宽松多了。我正在高兴，猛地发现，不对劲儿呀，先不要说这裤腿子实在是太长啦，至少比我的腿长出有半尺！
但这倒不是十分打紧，我只要把它挽起来就行了，最多不过是不太好看点而已，问题的关键是，这大棉裤也是有点太宽松了吧，有点宽松大发了。我用手伸进这裤子，缕着裤腰转圈把它一胡噜，就成了一个十足的大圆桶，前后左右各放进去一个三岁小孩——也就是说，总共放进去四个三岁小孩，露出四个小脑瓜站在那里，肯定没问题，恐怕还绰绰有余呢!但这些我也顾不得了，对于我来说，只要是能穿，能保暖，就行。
都到这地步了，还挑啥呀，这就不错了，哪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挑肥拣瘦的！当时我还在心里想，这个大棉裤的主人，一定是个身高一米八十五，裤腰四尺多的大胖子！但是我又一想：不对呀，这个地方的人家，一个个的穷得叮当乱响，平常饭菜都是清汤寡水的，连个油星都没有，哪能有吃得这么胖的？
我一边缕着那条红色的“裤腰带”，想要扎上裤腰，就听见一个斜身靠在屋里门框子上，来看热闹的屯里老娘们冲着我说：“哎呀不对呀，这哪是活人穿的衣服啊，这不明明是给死人穿的装老衣嘛！”我问：“啥叫装老衣呀？”那老娘们瞪着一双十分惊讶的大眼睛说：“哎呀，小伙子，我说你是真不懂啊还是假装不懂啊？这装老衣就是寿衣，是给死人进棺材时候穿的衣服，你懂了没有啊？”
我吓了一跳，但还是强装镇静地问她：“你咋知道这是装老衣？”这个老娘们两手一拍大腿。说：“你这个小伙子，我要是说你傻吧，你肯定不愿意听，你看看那，”然后它就用手扯着我这棉裤说：“你们大家伙儿看看，这不明摆着的吗，这裤腰两边都有黑色暗线砸的菊花，裤腿子两边也都有黑色暗线砸的‘大钱’；你再看看这棉衣，前胸后背上也都有用暗线砸的死人大钱；哎呀，你看你这个人那，这手里咋还拿着个红腰带呢？当个宝贝似的缕呀缕的，还缕个啥呀，那也是给死人用的！”
我赶紧就着窗外照进来的阳光，仔细一看，又用手摸了摸，可不是咋的，这大棉裤上真的有花（是不是菊花，我就不知道了）和大钱。这可把我吓懵了，赶紧手忙脚乱地把那大棉裤脱下来，又裹上我的大棉被，趴在炕上了。
再说那大傻个子。他觉得挺懊恼的：没跟我抢上槽，弄了套又旧又脏又破的棉衣棉裤！他很不情愿，就有一搭无一搭，慢腾腾地拎着那裤子的裤腰往上穿，可是总觉得这么别扭呢，这裤子穿的时候特费劲，勉强穿进去后又提不起来，裤裆往上部分都鼓的囊塞的堆在他两条大腿根那儿，到了那儿就再也提不上去了，就好像是他屁股后面的下边挂了个大粪兜子似的。
他这才发现：这棉裤又薄又瘦，裤腿子细了缸唧跟鸡肠子似的不说，还至少比他的大腿短了半尺多，成了“吊腿棉裤”了！无奈，他只好悻悻地叫人帮忙，连扯带拽地把这“吊腿棉裤”扒下来，扔到一边。恰巧就在这时，我刚把那条装老棉衣棉裤脱下来。他见了，马上就不管不顾的扯过来，说：“给我试试，看我能不能穿，管他什么装老衣不装老衣的，能穿就行，总比没有棉裤穿强！
再说了，这是新的，肯定没人穿过，怕啥呀？”这时旁边就有人开始起哄了，以为他就是说大话，叫一叫而已，所以就一个劲儿地喊：“穿那，快穿呀大傻个子，你不是不在乎穿装老衣吗，咋不快穿呢？”看上去他们都是巴不得大傻个子天天穿着装老衣去队里干活才好呢。没想到这大傻个子是认真的，他拎起这套装老衣，凄厉哭吃地就穿上了。大家一看，正合身，好像就是专门为他定做的一样，立即给以一片啪啪啪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然是听大傻个子自己说的：他小的时候就经常拿他爷爷奶奶、老爷姥姥的装老衣穿着玩，经常用那棉衣包着自己的头在炕上或地上转么么，有时转着转着，还故意地假装晕倒，摔在炕上或地上，吓唬他爷爷奶奶、老爷姥姥。
这四个爷爷辈儿的也都是宠着他惯着他，不敢管他，要是不让他穿，他就连祚带闹的不让老人消停。有一次，他又在爷爷奶奶家炕上把装老衣蒙在头上耍着玩，自己没弄好，竟然一下子从炕上摔倒地上，后脑勺子磕了个鸡蛋那样大的包，他爷爷赶紧过去把他抱起来，按着他后脑勺子上的那个大包揉啊揉的，想要给揉下去。
没想到一下子手重了，给他揉疼了，他嗷地叫了一声不说，还亢赤一下狠狠咬了他爷爷一口，把他爷爷的手脖子咬了两排牙印子，确青的，可深了。还有的时候，他跟别的小孩藏猫猫，就别出心裁地钻进装老衣大棉裤的裤裆里，别的小孩怎么找也找不到他，为此他很是为自己的“聪明伶俐”感到骄傲和自豪。
总之，他觉得爷爷奶奶、老爷姥姥的装老衣特别好玩，尤其是冬天，在炕头上，他钻进大棉裤的裤裆里，把那又肥又大的裤腰两边用手一勉（合上的意思），躺在那里偷着吃饼干，吃着吃着就呼呼呼地就睡着了。所以说，大傻个子是不讨厌装老衣的，他根本就不惧那玩意，而且还好像对其有一种特殊的情结。
所以，这次他弄到了一身嘎嘎新的装老衣，感到很开心，不停地用双手在装老衣上摩挲着，说：“好嘞，这套装老衣又干净又合身，真挺舒服的，就归我了，等明天把我自己的那套棉衣棉裤刷洗干净，放在炕头烙干，就赶紧把人家的这套衣服给还回去。他家要是不愿意要了，我就给他再弄套新的来”。
可是，话音未落，就见生产队一个姓李的车老板子满头大汗，跟头把式地跑进来，手里还抱着一套黑棉衣棉裤，看上去也是嘎嘎新的，嘴里不停地喊：“哎呀，紧赶慢赶我还是晚来了一步。大傻个子，你快把俺家老爷子的装老衣脱下来，借给你的一套在这儿那！”说着就把手里抱着的这套黑棉衣棉裤往正站在炕上穿着装老衣显大眼儿，瞎得瑟的大傻个子脚底下一放。
原来，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小王先是跑到他最熟悉的这个姓李的车老板子家，跟他讲了刚才发生的情况。这个姓李的车老板子心眼儿挺好，很愿意帮助别人，就说：“这事好办，我前几天新做了一身棉衣棉裤，打算过年穿的，那就借给你们吧。”小王说：“要么这样，你把新做的棉衣棉裤换上，把你现在身上穿的这套旧的脱下来，借给我们，临时用个几天就行了，到时还你。”
姓李的车老板子说：“这哪行呢，我现在身上的这套棉衣棉裤太旧太破了，又脏又臭的，再说还到处都是虱子、挤子，爬来爬去的，你让人家小青年咋穿那。”说着，就跳上炕，到炕衾里翻巴拉几下，掏出一套黑色的棉衣棉裤，递给小王。小王接手时，随便往那炕衾里多看了几眼，看见那里还有一套新的黑色棉衣棉裤，就心里想，最好是把那一套也一起借来，就不用麻麻烦烦还要再跑到别人家去借了，但一想，算了，人家能借咱一套就已经是挺好的了，咱可不能得寸进尺，不识好歹，嘎嘎新的棉衣棉裤，谁能舍得一下子把两套都借给别人呢？所以，他就没再吱声，赶紧道声谢谢，就抱着这套棉衣棉裤往后街（读“该”gai）的张老蔫家跑，想看看张老蔫家还有没有多余的棉衣棉裤。
张老蔫跟小王的关系也是混的不错的，一听这事，马上就翻出一套浅蓝色的带白杠的棉衣棉裤，说：“就这一套，是我家刚放回来的老嘎嗒（最小的儿子）从监狱带回来的，他蹲了四年笆篱子，就带回来这一套狱服——是他趁警察不注意，偷着掖在行李里带回来的，留着下地干活穿的。
你们对付着穿吧，不要了，给你们了。你都说说，俺家这老嘎嗒可也真是的，你偷啥不行，偏偏偷了这么一套劳改犯穿的衣服，又不是皇帝的金缕玉衣！”张老蔫又说：“不是我小抠（吝啬），我家真的是再也没有哪怕是一件棉衣棉裤了。”就这样，小王也没打开看，就连同刚才从姓李的车老板子家借来的那套棉衣棉裤，一起抱着跑回来了。
话又不得不弯回来再说几句那姓李的车老板子。就在小王抱着他家那套棉衣棉裤跑出去时，他家老娘们去邻居家串门回来了，小王急了忙慌地也没跟她打招呼，只是点了一下头。这老娘们心想俺家发生啥事啦，就三步并作两步地冲进屋子，见他家老爷们正在炕上站着，炕梢那儿的炕衾两扇门大敞四开的，于是就赶紧问这是咋的啦。
姓李的车老板子说：“没咋地，刚才知青点的小王来把你给俺做的那套新棉衣棉裤借去了，穿几天就还咱们了。他们那儿的一个小青年杀猪把棉衣棉裤弄埋汰啦。”他家老娘们赶忙爬上炕，把炕衾里的另一套黑色棉衣棉裤掏出来，扑喽（打开）开一看，惊叫着说：“你看你这人，你是咋整的啊，借就借呗，我不反对，可是你呆头呆脑，大勒乎赤的，你咋把给咱爸预备的装老衣借给人家了，你过年穿的新棉衣棉裤在这呐！”姓李的车老板子一听，傻了，不知咋地是好。
他家老娘们说：“还不赶紧去把咱爸的那套装老衣换回来，等一会儿咱爸回来后知道了，还不得气死呀！”于是，这个姓李的车老板子就赶紧抱着他自己准备过年穿的棉衣棉裤，争分夺秒地往我们知青点跑去
事已至此，就只好这样了：我把这套监狱里犯人穿的劳改服穿上了，不长不短，不胖不瘦，刚好合身，好像就是为我准备的一样；大傻个子则换上了姓李的那个车老板子的棉衣棉裤。可是，他刚穿着这套新棉衣棉裤在炕上走来走去的得瑟了一会儿，就有眼尖的人又发现，大傻个子怎么还是穿着刚才那套装老衣呀？就“及时”提醒大傻个子。
可是大傻个子根本不相信，还多少有点不高兴，说：“怎么可能呢，瞎胡扯啥呀，没完没了的，刚才那套装老衣，已经让那个姓李的车老板子拿走了。再说，那套装老衣的棉裤上是带红绸带子的，这条棉裤上没有。”也有人在一旁帮腔说：“就是的么，再说了，刚才那个姓李的车老板子，个头，胖瘦跟他爸一样，就像是一个模子出来的，那么他们家爷俩衣服的大小、尺寸当然也是一样的啦。”听大傻个子他们在炕上吵吵八火的，我和其它几个人感到非常好奇，就赶紧围过来，连捏带摸又扯又划拉地贴近了眼睛仔细看大傻个子棉裤的裤面，有一个认真的人还打开了电灯，还有一个家伙更认真，不知从哪儿拿来了一只大个儿的手电筒，上下左右对着那棉裤不停地照。
这才发现，这棉裤上确实有用暗线砸的菊花啥的，再仔细看看那棉衣，那上面也确实有用暗线砸的死人大钱。就在这时，有一个小孩站在地上喊：“看那，这儿还有一条红带子，我从地上捡的！”我一看，他手里正高举着一条红绸带。我一把抢过来，仔细一端详，没错，就是这条装老衣棉裤上的，不知啥时候给捂赤掉地上了。这下子可就把在场的所有人给造懵了：真是怪事了，难道那个姓李的车老板子家有两套装老衣，他和他爸每人一套？这也不对呀，这姓李的车老板子才多大呀？他今年也就四十多岁的年纪，离死还远着呢，也没必要这么早地就预备装老衣呀？
再说了，如果他家真的有两套装老衣——他和他爸每人一套，那他也没必要整这个事：拿着这套装老衣把那套装老衣换回去。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有那个必要吗？正在大家分析来分析去，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就见大傻个子猛地一拍脑门，说：“这事整的，我知道了，肯定是刚才弄插皮（弄错）了，刚才那个姓李的车老板子呛风呛气，嘿儿喽带喘地跑进来，刚进门，连眨么一下眼睛的功夫都没歇一下，就心急火燎，舞舞喳喳地让我把那套装老衣换下来，好像咋地了似的。我看他急的跟火烧屁眼子似的，也就赶紧忙了张慌地把装老衣脱下来，扔到炕上。
没准儿就是那咱（那时候），俺俩都是毛了张光的，捂赤来舞赤去的瞎舞赤，给弄乱套了，结果没成想我又重新穿上这套装老衣，他又把他刚才拿来的那套给重新抱回去了。”看来大傻个子分析的对，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可是咋办呢？没啥其他的办法，只能是让小王把这套装老衣给姓李的那个车老板子送回去，再把那套不是装老衣的棉衣棉裤借过来。这次小王尽管不是很情愿，但碍于情面，还是去了。
过了一会儿，小王回来了，说：“没办法啦，大傻个子，还是这套装老衣，你就将就着穿吧。”他家都楞住了，赶紧问是咋回事？原来，小王抱着这套装老衣再次跑到姓李的那个车老板子家，没想到他家此时已是“铁将军”把门了。一打听，听邻居说，姓李的那个车老板子全家人去哈尔滨他姐姐家过年去了，已经走了有半个钟头了，是一个朋友开大卡车路过这里，顺路把他家人带到齐齐哈尔，然后再坐火车去哈尔滨他姐家。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法儿跟那个姓李的车老板子联系，也就只好这么地了。
所以，大家就只能劝大傻个子对付着穿吧，管他什么装老衣不装老衣的，总比没有棉衣棉裤强。好在啥大个子并不十分介意这个。他说：“那我就‘当仁不让’了（明显是文化程度低，用词不当）。等回家过完年，再回知青点时，朝我妈要点钱和布票、棉花票给人家，麻烦他自己买料子再做一套吧。”
接下来，我和大傻个子还是不能闲着：要趁着还未开饭，赶忙处理掉各自手指甲里残余的猪粪。那时我们没有指甲刀，反正我是见也没见到过这东西。以前，没到农村插队之前，我平时剪指甲是都是用我妈打“隔本儿”（将碎布头用浆糊一层层地粘在一起，晒干后用来纳鞋底用），裁剪鞋底儿用的大号剪刀，左右开工，很麻溜的；当知青后，我也就和这屯子里的人一样了，平时就是拿在生产队劳动时剪大麻绳子用的剪刀剪指甲。
当然，也是大号的。但我们一般情况下不经常剪指甲，都是在已经长得挺长挺长的，实在是不剪不行了的时候才剪一剪。因为如果剪得太勤了，或是剪得太短了，干起活儿来啥的，手指头疼，再说了，我们也是有意把手指甲留得长一点，以便于在平时生活中或干活时抠一些脏东西或者解个绳子、套子扣啥的。但是平时干活或者抠什么东西的时候，免不了要有一些污物留在指甲内，这时候我们就用一只手的食指指甲去挨着排地抠另一只手的五个指甲，然后再反过来用另一只手的食指指甲去挨着排的抠这只手的五个指甲，一直到抠干净了为止，因为单靠水洗是洗不出去的；当然，也有的时候我们是随手在地上捡一根小细棍儿，比如人家扔到地上的火柴杆儿什么的，或者捡个细铁丝抠，实在是什么都没有，就捡一块玻璃茬子也行，但有的玻璃茬子过于锋利，一不小心就把指甲里的肉划破了，可疼了。
记得有一次，我刚把一小片儿碎玻璃茬子探到大拇指的指甲那儿，想要往外抠一抠那里面的泥，刚好就在这个时候，我旁边的一个人被一块土勒咖（泥土块）绊了一下，他一个趔趄撞到我正拿着玻璃茬子的这只胳膊的胳膊肘，一下子就把这块玻璃茬子扎进了我指甲的肉里，疼得我满脑袋瓜子直冒汗，立马就一闪念想起在电影里，我看到的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国民党特务迫害拷打共产党员江姐时，往她手指甲里钉竹签的情景，浑身马上就一哆嗦，汗毛都立起来了:这回我算是真的亲身体验到往手指甲里钉竹签子是啥滋味了。但说句实在话，我当时也来不及想到要对江姐肃然起敬，光是知道捂赤（弄，整理）自己的手指甲了。
我赶紧一咬牙把玻璃茬子拔出来，一看，指甲已经脱离了肉，一掰就张开了。那肉煞白，像是用漂白剂泡过似的。我又赶紧把这指甲按在肉上，按了好一会儿，就发现开始出血了，顺着手指头往下流，好像永远也不停下来一样。
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手绢，更是没听说过这世界上还有什么餐巾纸、湿纸巾什么的。实在是没办法，我就又是赶紧的，用另一只手在地上抓了一把土，把这只手指头插在土里，握紧拳头攥着，攥了好长时间才不出血了，一直到了这个时候才忽然又想起了江姐。心想，她十个手指头都被人家给钉了竹签，也没叫一声，我只就这么一个手指头被玻璃茬子扎了，怎么的也得忍啊，不忍也得忍，没别的办法呀！
当时，我也是脑瓜一根筋，不知道这种情况应该马上打针、吃药啊，再说，我也没有钱，只好硬挺着。后来，挺着挺着，我也就不再管它，过了几天它就自己好了。这次也和以前一样，我和大傻个子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和套路抠手指甲里的猪粪。可是这次却不那么灵验了，无论怎么抠都抠不净。后来才醒悟过来，原来，这次指甲里塞满的，不仅仅是猪粪，那里面还掺杂着猪血之类的，油唧唧黏糊糊，很难弄，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干脆用十个指甲去抠肥皂，像耙子一样地在肥皂上面挠，让肥皂在十个指甲里塞得满满的，然后再用小细棍挨着个的在指甲里划来划去，最后再用清水清洗，总算是把各自这十个手指甲弄干净了。不然的话，带着十个指甲里的猪粪捧着排骨吃“手把肉”，未免有点“太那个”了吧。
等一切都静下来了，我俩又突然想起了刚才在我们屋里脱掉，扔在墙角落里的棉衣棉裤，于是赶紧又跑回我们屋，打算趁着它们还没冻硬，用大洗衣盆弄点水，先把裤腿子放到里面涮一涮，把那上面的粪便涮掉，等明天不去队里干活了，再各自费点时间和力气，把这套棉衣棉裤彻底洗刷干净，用火烤干，这样就可以再继续穿了，省得还要浪费钱做新棉衣棉裤，惹得家长不高兴。
可是令我俩大吃一惊，吓得目瞪口呆的是：角落里空空如也，啥也没有——那两套满是猪粪猪血的棉衣棉裤不见了，两双灌满了猪粪和血水的棉鞋，也只剩下了一只，倒扣在那里。我赶紧又跑回厨房那儿，问他们有没有谁知道我和大傻个子的棉衣棉裤哪儿去了，他们都说不知道。就在这时，还是那个一直在看热闹的小孩说：“俺知道咋回事。刚才你们那屋子门没关，有几个大狗把棉衣棉裤叼走了，现在它们还在后街（gai）趴着吃呢。”我和大傻个子一听，撒腿就往后街跑，一看，可不是咋的，正是我们知青点那头猪带刀闯入的那户人家的四条大黄狗！听说，它们是跟着我们去它们家院里拉死猪的马车跑过来的。
此时就见它们每狗捧着一件我们的棉衣或棉裤，正在使劲儿地撕扯，已经扯得七零八碎的了；它们一边扯，还一边不停地用舌头舔那上面的粪便和血水，吃得劲儿劲儿的，好像还吃得挺香。我和大傻个子气不打一处来，火冒三丈，想也没想就捡起几块大土勒咖（大土块）打它们，赶它们走，想抢回我们的棉衣棉裤，没想到它们不但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事，反而还挺仗义的，狂叫着扑过来咬我俩，吓得我俩狼狈逃窜，跑回了知青点。
本来嘛，按通常的逻辑发展，就是个杀年猪这点事，到此已经就可以完全结束了，剩下的就是把这杀猪菜烹饪好——该切的切，该剁的跺，该砍的砍，该煮的煮，该炖的炖，该炒的就炒它几下子，然后就可以端盘端碗上桌，大吃一场、大喝一顿，热热闹闹的就行了。
可是，谁料到，这第二波刚平，第三波又起，一个更叫人闹心的麻烦事又出现了：我们知青点男生中的那两个冒牌“厨师”正在兴冲冲地砍肉、切肉，忽然发现从那肉里劈里啪啦地往下掉“豆豆”，一个个看上去像鸡眼珠子那么大，颜色白不呲咧的，用手指头捏了捏，软中带硬，不知道里边是啥玩意。他俩又连续切了好几块，结果都是这样。更让人惊讶的是，有的地方，在刀切过的截面上，就像小摊上一刀切下来的绿豆切糕一样，麻麻赖赖，稀稀拉拉地分布着一些“豆豆”，用手一扒拉，就三个、五个地往下掉。
他俩也不知咋回事，就喊我们过来看。我们大家拥挤着，围着那肉看呀看。看来看去的，都不知道那是啥玩意，就在这时，一个刚才来帮我们杀猪，正在屋里等着要和我们一起喝酒的师傅，凑过来，往那肉上看了几眼，又用手指头扒拉几下落在菜墩子上的那些“豆豆”，说：“你们这是养了一头‘痘猪’啊。”我赶紧问：“啥是‘痘猪’啊？”师傅说：“痘猪就是肉里生‘螩虫’的猪。”我又问：“啥是‘螩虫’啊？”师傅回答说：“‘螩虫’就是‘螩虫’嘛，反正我们就是把包在豆豆里的虫子叫‘螩虫’。”这时，一个在旁边正忙着切酸菜，准备做“五花肉酸菜炖粉条”的女生挤进来，问那师傅：“那咋办呐，师傅？俺们忙乎了半天了，这肉还能吃了吗？”师傅说：“问题不大，我们先把它放到大锅里用急火烀，大火炖，多烀它炖它一阵子，烀透炖烂，把虫子整死了，就啥事没有了。”
我又问：“那要是没烀透炖烂，虫子没死的话，能吃吗？”另一个师傅接过话头，说：“那可不能吃，那虫子要是没死，是要往你肌肉里钻，往你眼睛里爬，搞得不好还要进你脑袋里，产卵生虫子，严重的，人是要瞎眼睛或者变成傻子的，有时还会死人的。”一听这话，我看刚才切酸菜的那个女生吓得脸都变白了。
这可怎么办那？谁能想到，我们大家辛辛苦苦养了一年，为了吃它，今天从早晨忙乎到现在，一个个累得够呛，折腾得要死，好不容易才杀死的，竟然是一头“痘猪”！当时我们心情非常沮丧。但是，沮丧归沮丧，吃还是非常想吃的，一看到眼前这实实在在摆着的大猪肉柈子和那个大猪脑袋，还有那些肠子啦，腰子啦，肚子（胃，读第三声）啦和心肝肺啥的啦，我们哈喇子都快要淌出来了，怎么说这也是肉啊，毕竟我们一年没吃过肉了！
于是，我们大家商量了一下，一致决定：吃，不管那个了，干嘛不吃呀，先吃了再说，什么眼睛瞎不瞎，脑瓜傻不傻的，那都是以后的事了。于是，我们烧了满满一大锅水，把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猪肉，放到里面煮，烀，炖。为了能够保证切实把虫子杀死，最起码能够让我自己心里踏实，我就主动要求干煮、烀、炖的活儿，我穿着那身劳改服，不停地往灶坑里填柴，使劲儿地拉风箱，烟熏火燎，累得满头大汗也不歇手，一直到师傅用筷子把每一块肉都扎了好几遍，一个劲儿地说：“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已经都煮透了，再煮就煮大发劲儿了。”
我还是不肯罢休，又使劲地往灶坑里塞了满满登登的一下柴禾，继续哭赤哭赤猛拉了十多下风箱，才算拉倒，很不情愿地离开了。但即使这样，我心里面还是多多少少有点不太放心：在肌肉里产卵生虫子、钻到眼睛里和脑袋里、双目失明、死人，等等，这些可怕的词句，还是在我头脑里浮现，萦绕，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
满桌子的杀猪菜摆上来了，一共摆了两桌，都摆在屋里了：炕上一桌，地上一桌。因为厨房，也就是所谓的餐厅，早就是一片狼藉，没有空闲的地方了。
队长和两位师傅是贵客，理所当然地坐在炕中间，队长坐在后背照着太阳，座南朝北的地方，两个师傅分别坐在他两旁，我和大傻个子则因为是公认的酒风好，酒量大的“青年”（屯里人都这么叫我们），分坐东西两边；而沿着炕沿儿，坐着几个根本就不能被称为“资深喝酒人”的男生。
他们那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炕沿离地面一米多高，炕墙立陡立嵦的，扭脖子回头往下一看，跟个悬崖似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坐在那儿的人，真的是好悬那！如果酒喝多了，稍微不小心就随时都有倒栽葱，头冲下，仰面朝天折下去的的可能，搞不好还会把脖梗子颈椎摔断，造成终身瘫痪。但是，车轱辘话再说回来，我们炕上这桌，毕竟是主桌呀，而且还有全屯子最大的领导——队长在此，我们这几个能上得了桌的小青年，无论坐在哪个位置上，即使是坐在炕沿儿上，也是感觉到很荣耀的。
跟我们现在场面上酒桌吃饭不同的是，那个年代没有叫年轻漂亮女孩子坐在领导旁边陪酒的风气，而且那些女生通常都被认为是在酒桌上啥也不是的人：既不能喝酒，也不会嘿儿呼，只知道闷头自己往嘴里胡噜不说，领导们兴头上来了，想讲几句脏话，唠几句“骚嗑”都不方便。所以，我们桌上一个女生也没有，所有女生，再加上那几个根本就喝不了大酒，被称为“囊货”的男生，只能是坐在地上的那个我们借来的特大号桌子那儿，小的溜的二十来个人挤挤插插地挤在那里，肩挨着肩，膀挨着膀，夹个菜连胳膊都伸不开。
那大木头桌子直径太大，又不能旋转，有时某一个人遇到一个自己喜欢吃的菜正好摆在桌中间，那就还得站起来，哈着腰，伸胳膊去够，有时夹菜没夹好，还没送到嘴里就拉落到桌上，或落到其它菜盘子里了。不过她们都不在意这些，谁也不嫌恶谁；有时，如果哪个菜恰巧摆在某个人正对面，位于桌子边缘的地方，他想吃，却根本就够不着的时候，他就会干脆起身跑到对面那里，连续歘歘歘猛吃几大口，再返回自己的座位。对面的那个人也赶紧歘这个功夫，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这边来，挨着个儿盘子猛吃几口“都上桌半天了”也没够得着吃的菜。其他人见了，一个个的也都唯恐自己吃亏，跟着学。后来干脆就都一脚一个地把那几条别别扭扭的长条板凳踢到一边，干脆就拎着筷子端着碗，站着吃了。
再接下来说我们南炕上的这一桌吧。说实在的，就我个人而言，虽然在刚开始吃头几口的时候，还多少有点胆颤心惊的，但是几口肉吃进去后，感觉奇香无比，按现在时髦的话说，这毕竟是吃粮食和谷糠、麸子、豆饼长大的呀，没有任何瘦肉精、生长素之类的东西（再说，那时也没听说过有这些玩意），那可是百分百的绿色无公害猪肉啊！所以我也就不管它什么“痘猪”不“痘猪”，“痘肉”不“痘肉”的了，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吃了再说，别亏了肚子！至于以后是不是肠子里生虫子，这虫子会不会从肠子里爬到脑袋里，是不是会要我瞎了眼睛或者是变得孽了估奈，傻了吧唧的，都已不在我当时考虑和担心的范围之内，全都被我抛在了九霄云外，忘得一干二净的了。于是乎，我和大傻个子两个人，一个穿着劳改服，一个穿着装老衣，频频举杯，一个一个地和他们干！干！干！没多大功夫，八个人，就把四斤土烧老酒喝光了，点滴未剩。
在队长的号召下，我马上就跳下炕，跑到厨房，抱着个大坛子又弄上来十斤，大家又接着推杯碰盏的继续喝：那真叫个喝得痛快！喝得带劲儿！直喝的天昏地暗，地转天旋！我们大腕喝酒，大块吃肉，就像是京剧《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和他手下的那帮土匪一样，成事（非常）开心了，早就没有任何一个人还记得什么这红艳艳香喷喷，咬一口直冒油的肉里有“豆”没有“豆”的事了。这时，队长喝的满脸通红，满头冒汗，一看就是兴头已经达到了顶峰。就见他脱下棉衣，往炕梢啪叉一扔，光着大膀子就叫大傻个子和他划拳。大傻个子干别的事情没啥能耐，划拳倒是有两下子，于是就吆五喝六地和队长划起拳来。
当然，他没傻透腔，换句话说，他不傻，有时还挺尖，关键时候也挺鬼道的：他不敢赢队长，有的时候明显是故意多输几拳，每输一拳之后都是拎起酒杯就干，一点都不含糊，直哄得队长一百个开心、一千个高兴，当场拍板决定：明天就把遛大种马的好事、轻巧活儿给大傻个子干！这样一来，大傻个子这一冬天就不用再风里来雪里去，好几十里地跑到大荒甸子上，去干那些砸大锤、抡大镐那样的苦活儿累活儿啦。我有点不解地问队长：“那么你让原来溜大种马的陈老二干啥去呀？”队长寻思了一下，“崩”地一声放了一个大大的响屁，接着，我估计他是实在控制不住了，又脖梗子往前一哽嗒（一伸），“根儿喽”一下打了一个大大的饱嗝，说：“就他妈的让那陈老二出民工去公社修水利去吧。那个狗犊子玩意，一点儿都他妈的不会来事儿！”
我正愕然，就听厨房里“嚎捞”一声（突然大叫）：“来喽，队长的驴马烂儿来喽欧！”一个胖墩墩的老头端着一个二大碗，里面不知是盛的什么东西，闪电般地进来，满脸堆笑，恭恭敬敬地递给队长。队长盯着那碗里的东西，先是眼睛都直了，继而是脸上乐开了花，然后就像是好几天没吃过饭了一样，一顿狼吞虎咽地就把那碗里的东西胡噜到肚子里了，我感觉他好像连嚼都没嚼几下。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碗里装的是我们杀的那头猪的阴茎和睾丸。听说，队长就好这一口。每年过年屯里人家杀年猪，都要请队长去家里喝酒，而这一套猪的阴茎和睾丸是一定要留给队长吃的，这是他们敬重队长的最高礼节。但为什么把猪的这套东西不叫作“猪烂儿”却叫作“驴马烂儿”呢？因为，在东北的农村里，把驴、马的阴茎和睾丸称为“驴马烂儿”已经由来已久，所以有的时候出于顺口，叫起来方便，也就笼统地把猪啊、羊啊、牛啊之类动物的这套东西混称为“驴马烂儿”；据说，阴茎这东西吃起来很有嚼头，劲道；而睾丸这东西吃起来很“面乎”，像鸡蛋黄似的，口感好。但最最关键的是，队长之所以单好这一口，是因为这套东西吃了后强身，壮阳，大补！
就这样，我们炕上一桌，地上一桌，大家伙尽情地吃呀喝呀的，有个别人一边吃着，一边用手指头从那大块儿的肉里往外扒拉“豆豆”，但并没有表现出过分在意。
总之，一个个吃得喷香喷香的，肚子撑得溜鼓。就这么的一直吃呀喝呀的，后来，我记得是由队长先带的头，我们坐在炕上的这一桌“主桌”人员，先是一个接一个地哇哇大吐，接下来就一起，扯着、拽着，要么就是互相搭着肩膀，合起来共同吐。说句毫不夸张的话，那一个个的不叫吐，简直就是喷。喷的到处都是：炕上、地上、桌子上，到处都吐！还给炕梢那儿卷起来堆着的女生被子、褥子、枕头、帽子、围巾，等等，都吐得一塌糊涂。
最好笑的当属大傻个子，他倒是好心，虽然胃里的东西已经涌到嗓子眼儿了，但他还是极力控制自己，用手捂着嘴往地上跳，心想尽可能吐到厨房里，可是就在他站在炕沿上往地上跳的一刹那，实在是憋不住了，哇的一声，胃里正在翻江倒海的那些东西，在早已发酵生成的强大气流的冲击之下，呈喷射状径直吐在一个女生的脸上，顺着那女生下巴颌和脖子往前大襟淌。这个女生一声惊叫，又把大傻个子喷到她嘴上的脏东西吸到嘴里了，卡在嗓子眼上，不停地咳嗽。整个屋子乱成一团，无以言状……
但是我没吐，说实在的，我连一口都没吐！不是我逞英雄，自吹自擂说自己酒量怎么怎么样好，也不是我自诩为比别人文雅，而是我这个人有一个跟别人不同的特点：就是无论喝了多少，也无论醉到什么程度，都是一个多小时以后才会吐的，不知道咋回事，当时不吐；有很多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才开始吐，而且一旦开始吐了，那就是没完没了的了，一直到把胃里的苦水、黄疸都吐出来了，还在像鸡鸭鹅走路一样，脖子一伸一伸，一挺一挺地，不停地“干吐”，三四天都恢复不过来。
对此，人家都说我是“慢捻儿”的：对酒精反应慢。其实，这样反而不好，对身体更加不利，真不如当时就立即哗哗哗吐掉，彻底把胃吐干净了了事，弄个痛快的，利索的，反而啥事都没有了。而像队长他们这号人，因为人家刚刚喝完就吐了，大量的酒精还来不及被吸收进血液和侵入神经，就被排出体内了；他们虽然外表上看起来好像是醉成一团乱泥，一副醉鬼的样子，但实际上过了一会儿，或几个小时，最多到第二天早上，就基本恢复过来了，甚至就跟啥事都没发生似的。而像我这样的短时间内没反应，想吐都吐不出去的，几个小时，或一夜过后，胃里的酒精就会大量的或全部的被血液吸收，侵入大脑，侵入神经，所以是醉得最严重的。我这次当然也没例外……
阴历二十九，也就是大年三十的头一天，我和大傻个子一起，他穿着他的装老衣，我穿着我的劳改服，冒着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搭乘附近农场拉麦子的大卡车回到市里，在第一机床厂北大门那里下车，互相握了一下手，就各自步行家了。进了家门，我妈见我这样的一身打扮，吃惊的问：“你这是穿的啥衣服呀，你自己的棉衣棉裤呢？”我说：“我这身衣服是监狱里的劳改犯穿的，我自己的棉衣棉裤叫狗吃了”。
我妈一听就吓坏了，急着问我：“你干啥坏事啦，啊？你犯啥法啦，叫人家给抓进监狱了？啥时候的事呀？”我说：“我啥法也没犯，也没进监狱。”“那是咋回事呀，你没叫人给抓了，进监狱，那你这身劳改犯穿的衣服是哪来的？说你自己的衣服叫狗吃了，谁信那！”于是我就把先前在知青点杀年猪时发生的事情说了。
我妈根本就不相信，马上就骑自行车到大傻个子家里去问。大傻个子家离我家不算太远，骑自行车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我妈和他家很熟的。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妈回来了，这才相信了我说的话是真的。她说，她到了大傻个子家时，大傻个子他妈正在骂他呢，说这大过年的，明天就除夕夜了，他穿了一身死人穿的装老衣回家，太晦气了！大傻个子还不服气，和他妈犟嘴，说：“我不是从小就穿我爷我奶和我姥我老爷的装老衣玩吗？我还在那里睡觉、藏猫猫呢，你们当时还在旁边看着哈哈笑，也没听你们说晦气呀？”
哎！说来这可悲可笑，滑稽至极的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现在我仍然还在纳闷，一直也没弄明白：自那次在知青点吃了一顿“痘猪肉”后直到现在，几乎大半辈子都过去了，我眼睛至今没有瞎，而且视力一直很好；虽然没越活越聪明，但也没变得很傻很傻。估计那“痘猪”肉里的‘螩虫’确实是被我给烀死煮死炖死了，要不是我那时不顾个人辛苦劳累，弓腰驼背，撅赤瓦腚地蹲在灶坑旁，豁出了命似的添柴禾，拉风箱，把那大锅里的水烧得像是上千度一样的哗哗大开，直翻波浪，能把那肉里的“豆豆”——“螩虫”给弄死吗？不把那些“豆豆”里的“螩虫”弄死，那肉他们敢吃吗？谁敢吃呀？！如果不吃，他们哪一个敢说他们当时不是馋的要死，都要嘴里往外淌哈喇子啦?
哎！要说杀年猪嘛，我这一辈子就经历过这么一次，也正是因为只有这一次，那情那景，使我一直铭刻在心，永生难忘！
作者:蔡克举，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知青。于一九七五年五月高中一年级期间即相应政府号召，离校赴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瑞廷乡插队落户。一九七七年参加高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校读书。一九七九年毕业，先后从事教师、公安、纪检、文化广电等工作。现已退休。
来源：知青情缘
